对于生物医药企业而言，创新要紧抓市场机会，完成经验技术的一个积累，只有在完成由量变引发质变的关键时刻，才能很好地带动企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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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诺华宣布将以最高35亿美元收购生物制药公司Chinook Therapeutics。Chinook股价当天暴涨58%，而该项交易最重要就是Chinook旗下的两款处于临床开发后期的治疗罕见严重慢性肾病药物，此举带动了资本对IgA肾病市场的关注。

而这一情绪也快速传导到国内市场，使得本土创新药企云顶新耀港股股价一度大涨超50%。而究其背后的原因，或是因为云顶新耀IgA（免疫球蛋白A）肾病靶向新药Nefecon（布地奈德迟释胶囊）在中国市场上市申请获批在即。6月20日，云顶新耀股价更是继续直线拉升，盘中大涨近30%。

在谈及诺华收购与公司股价暴涨背后的联系时，云顶新耀首席执行官罗永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基于CDE的网站更新了Nefecon审批阶段，叠加诺华对于肾病管线拓展而花费35亿美元收购Chinook，如此推动了公司股价的上涨。而无论是收购案还是股价上涨这两件事都体现了肾病领域具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及市场需求，患病人群较大但是治疗手段非常有限的事实。

“FDA对于治疗肾小球疾病这一类药物的监管标准很高，2021年12月Nefecon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随后在欧洲获批，去年底我们交了NDA拿到优先审评。截至目前，中国尚未批准专门用于治疗IgA肾病的药物，目前，患者常用的药物主要以激素和免疫制剂为主，患者缺乏规范治疗没药可用，临床上迫切需要开发出特异性针对IgA肾病并能降低进展为终末期肾病风险的药物。”罗永庆指出，过去，参与肾小球药物研发的公司以小而美的Biotech为主，此次诺华出手重金布局也证明了这类药物市场价值较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肾病市场潜力待挖掘

长久以来，IgA肾病一直缺乏对因治疗方法，无数青壮年患者因得不到有效干预而过早进展为终末期肾病，丧失劳动能力。

临床数据显示，在中国，肾小球疾病是导致终末期肾病（ESRD）的主要病因，占所有病例的50%以上，其次是糖尿病和高血压。相比之下，在美国和英国，糖尿病和高血压是主要病因，其次才是肾小球疾病。这反映了可选的治疗方案非常有限这一问题，同时也解释了这种疾病在中国有较高的发病率。其中，IgA肾病是最常见的肾小球疾病，比例介于35%－50%之间。中国IgA肾病的患病率比西方要高得多。

截至目前，还没有充分的流行病学研究可以显示确切的中国IgA肾病的总人口数。不过，基于2010年至2020年发表的相关调查统计数据可以估计，IgA肾病患者大致的总数应介于400万到500万之间。

云顶新耀内科领域首席医学官朱正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指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终末期肾病最常见的原因是肾小球疾病，其次才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因此肾小球疾病在中国存在巨大的未满足需求。

“IgA肾病仍是中国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其特点是发病年龄早，中位发病年龄在30-35岁，80%的患者确诊年龄在15-44岁，意味着患者需要经历很长的病程，若能获得更好的治疗方案将能延缓肾功能损伤的速度，对患者而言意义重大。”朱正缨说。

这些数据及现状对于企业而言皆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亟待挖掘。肾病是云顶新耀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而Nefecon作为全球50年来首款针对IgA肾病的靶向治疗药物，是其在肾科领域的主打产品。

“2019年，云顶新耀以license in的模式引入了Nefecon，现在已经过去5年，所以前瞻性的选择赛道及标的项目非常重要，我们也看到诺华收购了Chinook这家公司主要就研发两款针对IgA肾病的药物，而这两个药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这也意味着Nefecon作为第一个市场开拓者，有望为后续创新药产品上市奠定基石。”罗永庆预计，从患者人数及药物的市场定价综合来看，以1万患者量计算，Nefecon在肾病治疗药物市场规模就可达17亿。

据公开资料，Nefecon是由Calliditas公司开发，已于2021年12月和2022年7月在美国和欧盟分别获批。2019年6月，云顶新耀与Calliditas公司签订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获得Nefecon在大中华地区和新加坡的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该协议于2022年3月扩展，将韩国纳入云顶新耀的授权许可范围。

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也显示，全球IgA肾病治疗药物市场预计将从2020年的5.67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11.96亿美元，CAGR达16.1%，中国市场则是从0.37亿美元增至1.09亿美元，CAGR达24.6%。

差异化规避“内卷”

诺华重金收购Chinook引发云顶新耀股价暴涨，这也印证了对于药企而言，如何从众多产品管线中选择最佳的投资标的，筛选出最佳的产品管线成为一大关键。然而，现在的Biotech企业现金流有限，还要不断加强研发投入，能否保证公司后续的商业化运营？

针对这一问题，罗永庆认为，对于企业布局者而言，这是从选择产品管线时就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精准筛选项目方面，企业管理层需要具备两方面的要素：科学的洞察力、市场的洞察。具体而言，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需要以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去发现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是基于发病机理的科学洞察；另一方面，需要将科学洞察进行市场转化，形成基于疾病发病率和疾病本身疾病人群特点的市场的洞察，并形成对市场格局及竞争态势的洞察。

“2017年我们在筛选项目的时候发现，并没有几个人看到这款药物的价值，但是等我们将这款药物快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2022年还是没有几家公司做。但是，不少热门赛道如PD-1却有几十家甚至几百家的企业扎堆进行研发，但这类药物真正等Biotech企业做出成就时可以预见已经有10家企业的相关产品完成了商业化，这也意味着Biotech企业在热门赛道的布局产品很难实现商业化成功。”罗永庆说，当我们发现已经有一大堆的公司在做的赛道我们会选择规避，这也是市场洞察的重要点，只有如此的市场洞察才能够配合科学洞察，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标的。

实际上，2015年开始的药政改革带来了中国创新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创新药赛道，行业竞争加剧不可避免，靶点扎堆、赛道拥挤的行业乱象随之出现，也带来了大量重复的竞争，使得企业间的“内卷”严重。

除了PD-1，这两年的热门赛道还有ADC领域。据医药魔方数据，截至2023年1月13日，全球共有15款ADC药物获批上市，同时全球还有500多款ADC药物处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而在此前，云顶新耀就发布公告将乳腺癌ADC药物权益“退回”。

有时候，及时止损也是一种明智选择。

“在发现选错了管线后，企业不能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企业领航者需要当断则断，在商业社会中总是想吊着那口气，不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罗永庆说，在发现行业竞争太激烈但产品有价值时，要么可以将产品“出售”，要么可以选择找投资人进行联合开发，抑或是暂停。

但是如果坚持认为这条路依旧可行，一方面，需要看竞争到达了怎样的态势；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产品做到什么阶段，如果做到二期了，想再去做三期也需要认清，三期费用较大，可能千万甚至上亿，需要考量现金流是否能有支撑或保障。

破局商业化兑现难

在“内卷”大环境下，中国创新药行业在未来将面临更加复杂和多元的市场环境，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包括研发能力、质量管理能力、商业化能力、国际化能力等。

当前，中国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已到了批量商业化的阶段，未来3-5年，在资本市场、产品销售表现、国内市场、海外市场等多个维度竞争，也将迎来全面大考。Biotech公司如何在有限的现金流下加强研发投入，市场给公司的估值较为关键。毕竟，不断加强研发投入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后续商业化运营支撑。

在此方面，有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通常，公司上市的时候会被要求有多条管线，市场认为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而，在这样体量的Biotech公司很难拥有七八个管线。如果将所有已上市、准备上市以及后面梯队的管线拉出来，再看看中国每年批准的药物数量，会发现实际数量非常少，所以到后面全是爆雷。有一些药物即便被批准了，也没有市场，还有一些药物就是失败。

尽管现在市场逐步回归本源，但真正被市场认为具有估值的产品实际上很少。有时候，为了顺势而行，Biotech公司只能放慢脚步。在有限的现金流下，公司需要平衡资源，以避免资源浪费和投资风险的增加。当然，重点和有希望在商业化方面获得成功的项目公司需要全力去投入。

如果想要在商业化中获得成功，合理的商业化策略是关键。罗永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在打造商业队伍的运营模式方面，Biotech不能效仿大型跨国药企的大规模投入，这也不契合企业状态。相较于传统模式单条产品线动辄五百人，甚至千人规模的推广队伍，云顶新耀的商业团队较为精简，基本保持在200-300名员工。

“商业化和研发是一体化的，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就一定考虑到三年以后的商业化怎么做，我们现在做商业化也是要结合之前做研发的理念进行，这些都是跟科学相关。”罗永庆说，动辄上千人的商业化团队，凭借大规模广告推广砸钱并不叫商业化，也不是正确的商业化模式，商业化一定是基于科学洞察，并且一定是对市场有足够的洞察。

上述分析师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模式，Biotech企业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每一个过程，要非常清晰眼前最重要的事情，以及后续要走好的关键步骤，且能够带来最好的结果，然后用这个结果盘活后续创新布局。

也正是通过不断地创新布局，以及市场大浪淘沙后，一批能经历风雨、应对变化、综合实力强劲的优秀企业有望逐渐涌现，带领中国创新药走向新的时代，走向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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